武汉由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组成，统称为“武汉”。自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1月1日起，三镇合并设为京兆区，从而正式命名为“武汉”。
1938年10月25日，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武汉被日军占领。失去自由的三镇百姓在长达七年的战时黑暗中艰难生存，直至抗战胜利，他们才得以恢复正常生活。
从楼上远眺武汉街头，街道两旁停满了日本军车，画面左侧是“北支烟公司”，右侧则为“十合公司”。此时，武汉刚刚沦陷，街道显得异常空荡，行人寥寥无几，几乎所有活动的人都是日军士兵。
展开剩余83%武汉街头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大多建于民国初期，一些药铺沿街而立，门前悬挂着巨大的招牌。较为显眼的有“傅济春参燕国药号”和“长寿参燕国药号”两家。
江汉路位于汉口市中心，是武汉的商业心脏之一，被誉为“二十世纪建筑博物馆”。图中展现的是日伪汉奸们为庆祝武汉沦陷所竖起的“庆功”牌楼，标志着他们的得意与对战败的庆祝。
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，来自日本的妇女们总是紧随日军的脚步，哪里有战事，哪里就能见到她们的身影。图中描绘了这些日本女子身着和服，白色围裙披在身上，肩上还佩戴着印有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字样的肩带，手持灯笼和膏药旗，准备在武汉街头举行一场所谓的“胜利”游行。
为了讨好日本占领者，汉奸们组织了民间艺人进行街头表演。在一张照片中，两名男子正在表演高跷上的叠罗汉，周围聚集着不少看热闹的百姓，他们眼中或许是娱乐，然而其背后却充满了辛酸与屈辱。
江汉关，作为武汉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，始建于1927年，由主体建筑与钟楼组成，在当时是武汉的最高建筑。随着日军的入侵，江汉关变成了日本汉口碇泊场司令部，主要负责日军陆上与水上运输任务。
远处望去，黄鹤楼的旧址若隐若现。黄鹤楼原建筑在1884年遭遇大火摧毁。1933年，在原址上修建了若干亭台楼阁，依山而建，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警钟楼、奥略楼、抱膝亭等建筑。
图中是黄鹤楼旧址附近的抱膝亭，这座亭子是为了纪念晚清学者、藏书家梁鼎芬而建的，位于奥略楼的后方，亭前矗立着黄兴的雕像，彰显着历史人物的精神与影响。
孔明灯，也称为胜像宝塔，曾是黄鹤楼前的一道独特装饰，然而此时仅剩下了这座孤零零的旧物，塔下的小贩们仍摆着西洋镜木箱，四周不乏鬼子的身影，昭示着战时的异样氛围。
武汉中山公园，始建于1910年，最初是汉口地皮大王、洋买办刘歆生的私人园林，1927年归国有并改名为汉口第一公园。1929年10月10日，公园更名为汉口中山公园。图为公园内的木桥及桥头的凉亭，宁静却不失生机。
张公亭，亦称张之洞纪念亭，建于1933年，旨在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鄂业绩。至今已经有九十年历史，是武汉市为数不多的纪念张之洞的建筑之一。
武汉大学的前身可追溯至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。经过多次演变，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
在武汉郊区，一座单拱桥屹立在河流之上，桥体由巨石垒砌而成，尽管桥面多处破损，但桥身依旧坚固，仿佛见证着岁月与历史的重量。
日军占领武汉后，在主要交通要道上修建了许多碉堡。这座位于武昌城外的碉堡，显得异常坚固，而周围的民居则早已被日军摧毁。日军的残酷侵略，留下了无数破碎的家园和深刻的记忆。
碉堡附近，还有一座铁制菩萨雕像，雕工精细，栩栩如生。尽管实际尺寸不过一两米高，但由于拍摄角度的原因，它看起来显得格外雄伟。
图中展示的是伪军在碉堡前站岗的场景。伪军个子不高，手持长枪，面部表情冷漠，而周围的碉堡则显得坚不可摧。拍摄角度的失衡，导致人物比例的严重失调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与扭曲。
山坡车站，位于今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车站路，始建于1917年，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。图中展示的是当时的山坡车站站台，几名日本兵站在站牌下，冷酷的目光注视着四周，战争的阴影笼罩在这一切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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